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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城根，位于老北京内城城墙之外的区域，曾是清朝时期亲王大臣以及商贾富户的居住要地。

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众多国家部委在此设立办公地点，同时，亦有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选择在此安家居住。

位于西黄城根南街9号的院落（在20世纪60年代地名整顿时期，将“西皇城根”更名为“西黄城根”），乃一处名噪一时之地，此处曾是清代礼王府的所在。

至1980年，这块土地的新主人变为了我国原中共中央主席、国务院总理、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（1921—2008）。自1949年至1971年，华国锋同志在湖南这片热土上工作了二十余载，他全身心投入于新湖南的建设事业。

一

1997年1月13日的午后，我有幸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位副局长的引领下，踏着未融尽的残雪，沐浴在冬日和煦的阳光之中，抵达了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。

在这座古朴的平房东南隅，伫立着一个宽敞的葡萄棚。尽管时值隆冬，葡萄藤仅剩光秃的枝桠，然而那粗壮的枝条依旧透露出主人精心的照料。与我同行的副局长向我透露，这里便是华国锋主席的居所。

在曹秘书的引领下，我们步入了华国锋同志的客厅，该厅位于东廊尽头。厅内面积约30平方米，引人注目的是北门上方悬挂的毛泽东主席辛勤工作的画像。客厅南侧，六张米黄色的布沙发以半圆形排列。宾主落座之后，皆面向毛泽东主席的画像。

华老早已安坐于客厅之中，一见我们踏入，便立刻起身相迎。我凝神细观，华老依旧保持着电视中那般形象：身形伟岸，面容慈蔼，尽显长者风范，只是头顶上添了几许银丝。

我紧握着华老的手，连声问候：“华主席，您好！”随即，我进行了自我介绍。

华老急忙以谦逊而又严谨的口吻回应：“请勿再以华主席称呼我，那已成为过往。”

我说：“在咱们这一代人的心中，您始终是华主席，叫得久了，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转换称呼。”

华老：“简称华老即可。”

华老热情地示意我坐在他右侧的沙发上。我向华老坦诚我的来意，主要是专程拜访，向他表达诚挚的问候，祝愿他身体健康。

“我的身体尚可，只是这里有些小问题。不久前我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，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产品，花费了四万多元。”他摊开双手，眼神中流露出些许不安：“你看，我并未做什么值得耗费国家这么多资金的事情，心中不禁感到几分愧疚。”

我急忙回应道：“您对党和国家贡献良多，这点报酬实至名归。”

华老继续言道：“唉，我国尚且未臻富裕，所需资金之处颇多。这正是党中央对我寄予厚望，关怀备至的体现。”话语间显欣慰。

华老边说着话，边热情地招呼我们品茗。他亲自从茶几上取过一个硕大的茶缸，径自啜饮。这缸乃老式搪瓷制成，缸身布满了磁漆修补的痕迹，粗略一数，竟有十几处之多。缸上更以红漆醒目地书写着：“1964年湘潭地区民兵比武纪念”。据此推算，此茶缸距今已有三十三年的历史。这是我用得最久的茶缸。

我指向那茶缸，对华老说道：“华老，您这茶缸已显陈旧，多处破损，确实该考虑更换新的了。”

华老轻轻敲击着茶缸，言辞中流露出几分喜爱：“此物实乃佳品，一经使用便难以割舍。纵然有所破损，也无需过分忧虑，只需用毛笔沾上漆，便能修补如初。”他指向一旁的曹秘书，微笑着续道，“他与你颇有同感，屡次劝我更换。然而，我实在是难以割舍这份旧情。”

曹秘书缓缓走近，为华老细心添上茶水，同时还不忘轻轻整理他的衣领。直至此刻，我才留意到，尽管曹秘书年岁未至半百，他的鬓角却已布满了银丝。一脸沧桑自1970年起，他在湖南拜华老为师，至今已有27载，这份师徒情谊令人肃然起敬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间已至五时，我们在此相聚将近一小时。无奈起身，我不得不结束这初次造访。

二

1998年1月8日的午后，我再次踏足于西黄城根南街9号。步入华老的书房，他热情洋溢地迎接我。他紧握我的手，带着罕见的幽默说道：“去年一别，我们已然是老友了。欢迎光临。”

初次见面，二次交往便愈发熟络。我的胆量也随之增长，在与华老谈论身体、天气之余，我还鼓起勇气，向他提出了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。

“华老先生，您对国家和党有着卓越的贡献，声望颇高，目前依然是中央委员。不知中央的会议有没有邀请您出席？”

华老面带微笑，对我的询问并未露出任何不快。他轻声回应道：“通知？每次会议召开之前，中央办公厅都会将会议通知提前送至我处。”稍作停顿后，他又继续说道，“然而，每当我都会补充一句：“您身体欠佳，不妨考虑请个假休息。”

他续道，“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身体状态也一般，平日里大多在家中读书写字。若天气晴好，便在院中漫步，照料一番葡萄架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央的会议我参与的次数也就相对较少。”

谈及此事，他若有所思。“党中央和总书记对我关怀备至，叮嘱我走出家门，走访各地，增长见识。我来到了湖南，探访了张家界，那里的风光美不胜收。那里的山川与我的家乡山西迥异，显得格外独特。在途中稍作休憩之际，我与几位农民朋友交谈，气氛愉悦，我们谈笑风生。他们甚至认出了我。”

华老续道：“我亦走访了北方数省，深入城市，探访了诸多工厂。观之，城市建设无不彰显大气磅礴，颇具规模。”

华老轻啜了一口茶，转而对我说：“然而，工厂面临的难题颇多，尤其是那些下岗职工，他们的处境相当艰难。有的家庭几代人都在这家工厂工作，如今工厂陷入困境，他们无法领到工资，生活陷入困境，确实十分不易。这些工厂和职工，曾经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我们怎能忘记他们？我们必须设法解决下岗职工的困难。”

“在长沙，还有下岗的工人吗？”华老转过头来向我询问。

“有啊。”

“有上访的吗？”

“部分群众已向市委、市政府进行了上访。对此，我们正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旨在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。”

“那行。”华老很开心。

“读过郑板桥咏竹的诗吗？”

我推测华老先生所指的应是郑板桥的《墨竹图题诗》。我迅速回应道：“读过，且至今仍能熟记于心。”话音未落，我便轻声吟咏起来：“衙斋夜卧，耳畔风竹萧萧，仿佛听见了民间疾苦的呼声；虽然我们只是州县的小吏，但每一枝、每一叶都牵动着我们的情感。”

华老颔首，神色间流露出一抹满意。他语气中既有叮咛的关切，又似自言自语：“的确，我们必须关注民众的艰辛。那些曾经饱经风霜的下岗工人，我们务必确保他们能基本生活无忧。”

时光飞逝，转眼间已至五时。告别之际，我踏出户外。尽管外界依旧寒冷，但华老那关怀下岗职工的深情厚谊，却让我内心充满了暖意，仿佛周身都洋溢着温馨。

三

2000年1月9日的午后，我第三次踏足于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。

华老的身体依旧健朗，背脊挺拔，腰杆笔直，说话时中气十足。或许是因为彼此的熟悉，此次华老相较于前两次，显得更为健谈，主动与我攀谈起来。

长沙真是个宜人的地方，物产丰饶。然而，夏天却是炎热难耐。华老笑着，边说边比划道：“那时候可没有空调，家里也找不到电扇，只能摇着蒲扇，虽有一丝凉意，却难以缓解酷热。有时热得实在不行，我便打一桶凉水，将双脚浸入其中。嘿，这招还挺管用，能稍微降低点温度。”

“你是长沙哪里人？”

我是长沙县人，家在浏阳附近。

提及浏阳，华老顿时神采奕奕。“浏阳地灵人杰，盛产豆豉与鞭炮，昔日隶属于湘潭地区。在‘四清’运动期间，我曾于浏阳开展过工作，对该地了如指掌。”

“那里还有好东西产吗？”

我不明所以，只得摇头。

“夏布蚊帐布。”

谈及夏布，我自是有所了解。幼时不仅亲手制作过，更曾身着夏布衣物。

“在浏阳那段时光，我时常目睹一群妇女在河畔、塘沿的草地上晾晒着某种物品。”华老边说边摊开右手，掌心朝上，轻轻挥动小臂，又迅速收回。“她们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为这些物品浇上水。这一幕让我颇感疑惑，既需晾晒以干燥，却又反复泼水湿润。经一番询问，方才得知这乃浏阳的特产——夏布。晒晒太阳，浇浇水，这两步便是制作夏布的关键工序，其目的在于将原料苎麻纱漂白，随后才能用来缝制衣物或蚊帐。”

据当地居民所述，夏布蚊帐既有效驱蚊，又带来凉爽。我便花费六元购置了一顶夏布蚊帐，带回家用后，体验极佳。蚊虫无法侵入，而微风却能自由穿行，实为舒心之选。

华老言辞愈发激昂。“这宝物，我们实在难以割舍，一直珍藏着。”

“韩老兄，”华老指向他的妻子韩芝俊，“请将那口木箱打开，取出那床夏布帐子，展示给客人一观。”

我一听，立刻挥手道：“不必了，不必了。”担心韩大姐年事已高，翻箱倒柜寻找物品定会颇为费力。

华老却毅然决然地坚持着。不久，韩大姐从内室抱出一张蚊帐。定睛一看，竟是儿时我使用的夏布蚊帐。尽管这床蚊帐已有三十余载，却保养得相当完好，毫无破损之迹。只是颜色略显陈旧，泛起了几许黄色。这一幕令我感慨万分，华老夫妇即便身居高位，仍坚守初心，不忘本真，对物件的珍惜如金，廉洁节俭的品格令我肃然起敬。

观赏过蚊帐后，华老的兴趣仍旧浓烈。“苎麻实为一宝，既是浏阳的，也是湖南的骄傲，理应得到充分的培育与发展。听闻益阳地区已成立了一家苎麻加工企业，成功攻克了加工过程中的诸多技术难关，例如解决内衣穿着时引起的瘙痒问题。这样的发展前景广阔，同时也是一条助力农民增收的可行之道。”

夜幕渐渐降临，5点钟的钟声悄然响起，我不得不打断华老的谈话热情，起身准备告辞。

四

2001年1月11日的清晨，我第四次踏足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。行进途中，我的思绪便围绕着这次造访展开，反复思考。尽管此前与华老交谈多次，却尚未触及我最渴望探讨的主题——那场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惊心动魄事件。这一次，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将这个话题提上议程。

起初，我尝试表达道：“华老，回顾1976年10月，党中央毅然粉碎了‘四人帮’，不仅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前途，也为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新生。”

“你在干嘛？”华老问。

当时正值大学时光，听闻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，我们激动不已，欢腾跳跃。击鼓鸣锣，燃放鞭炮，手持您的画像，共同欢庆游行。

“时下已不再流行那般做法，那样并不妥当。”华老似乎在提及那类类似游行的举动。

我接着讲述：“在那年的十月，省委宣传部安排了一批人员着手记录您在湖南的点点滴滴，而我则被派往湘阴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驻扎。正是那段时光，我创作了《华政委看望小乡长》一文。”

“哎呀，提及湘阴的调查经历，华老显得格外兴奋。”他说道，“那可是我南下的首个工作之地。湘阴之地，水网密布，鱼虾丰盛，渔霸亦不少见。记得1950年的端午节前夕，几名渔霸密谋在划龙舟时生事。当时形势紧急，千余人聚集在湖面上，一触即发，若不及时加以制止，恐将酿成惨剧。我带着警卫员迅速赶到湖边，跳上一艘大船，朝天鸣枪数发，将他们震慑住。”华老模仿着放枪的动作，“随后，我们成功地将几名渔霸逮捕归案。”

我急忙回应道：“您真是临危不惧，处变不惊。正是在25年前的危急关头，您成功地一举击败了‘四人帮’。”我再次将这个话题引出。

“击溃‘四人帮’，其难度远胜于平定渔霸之乱。在毛主席离世之后，局势纷繁复杂，动荡不安。要将那几人顺利逮捕，且不流一滴血，实属不易。”

“然而，当前所撰写的文件内容，与社会各界所流传的信息相比，既有真实之篇，亦有不实之作。”

我听后颇感惊讶，文件竟有不实之处。

“例如，某些文件中提及：‘依据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，党中央果断采取行动，一举击败了‘四人帮’。然而，此说法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。”

华老并未察觉到我脸上的惊异之色，他接着说道，“当时的实际情况是，根据我的提议华老轻轻一指，指向自身，“正是得益于叶帅、先念等同志的鼎力支持，我们才成功粉碎了‘四人帮’。”

华老微微转动身躯，目光投向我。“唯有我的提议，方才契合宪法与党章之规定。鉴于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，任何他人的提议皆显得不适宜，此中或有政变之嫌。身为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，我提出解决‘四人帮’问题，自是合理且合法之举。”现行的文件表述与事实不符，有损党的形象，亟需还原历史的本真。

我前所未见地察觉到华老态度之坚定，他对“是我提议这一议题”一事极为重视，态度亦同样坚定，这一点他反复强调了三四次。

正沉浸在热烈的交谈之中，指针恰好指向了10时50分。曹秘书步履匆匆而来，传达了一位尊贵客人的到访消息。我无奈起身，带着一丝遗憾，离开了客厅。

五

2005年1月12日的上午，我第五次踏入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，怀着敬意拜访华老。

鉴于工作地点的变动，我已整整三年未曾探访华老。近期，曹秘书转达了长沙市委办公厅同仁的问候，提到华老屡次提及，长沙市委的秘书长已有多年未至。于是，我趁着来京参加会议的契机，特地前往拜访华老。

踏入客厅，我仍旧习惯性地坐在了华老右侧的沙发上。简短的寒暄之后，我径直切入正题，向华老提出了问题。

“华老，您先前曾与我们分享了关于粉碎‘四人帮’的一些往事，我渴望能进一步挖掘其中的细节。”我稍作停顿，目光投向华老，只见他轻点了一下头。

“华老，您是在何时下定决心着手清除‘四人帮’的？”

话一出口，我觉着有点冒失。

华老沉默良久，似乎在深思，整整两分钟的寂静中，他未曾发声。我心中暗自焦虑，不禁想，不该触及如此敏感的议题。

忽然，华老重重的拍了拍我的左大腿，声音洪亮地宣告：“9月10日，清晨8时整。”

我又一次感到震惊，那是在毛逝世仅32个小时之后的10号清晨8点。

华老详述了决心过程。

一是开除邓小平的党籍，二是将毛主席的所有遗物交由她个人保管，三是毛远新继续留驻北京。这些建议不仅不合情理，也与当前紧迫的事务不相符。鉴于江青的固执，在场无人回应。江青见状，便独自长篇大论，从她赴延安、与毛主席成婚，到随毛主席转战陕北，一直谈到‘文化大革命’。看似对毛主席的怀念，实则是在自我吹嘘。大约至午夜12点，张春桥试图打断她，但江青并未理睬，依旧滔滔不绝。其他政治局委员均保持沉默。我也感到不耐烦，闭目养神。直至曙光将至，江青也感到了疲惫，停止了发言。我睁开眼睛，询问江青是否已经讲完，她回答称已讲完。随即，我宣布会议结束。”

散会之后，约在10日的清晨8时，我下定决心要处理“四人帮”的问题。我对汪东兴同志坦诚地说，我的身体状况不佳，需要去医院接受检查。于是，我便与警卫员一同乘车前往北京医院。我们经由前门入内，不久便悄然从后门离去，我指示司机将车驶至该处。

华老以手勾勒出一道半圆弧：“此处便是吾现所居之地，往昔，先念同志亦曾在此居住。”

我轻轻推开房门，发现先念同志尚未歇息。他的脸上露出惊讶之色，不解会议刚刚结束，我为何如此急促地再次造访。我心中焦急，生怕王洪文派有人暗中跟踪，于是迅速向先念同志表达，请转告叶帅，“四人帮”的问题刻不容缓，务必尽快解决。在短短五分钟内，我匆匆告别，随即赶往北京医院。

数日后，先念同志向我透露，他已经将我的观点转达给了叶帅，然而叶帅并未作出任何回应。我深知，叶帅谨慎，必欲我面谈。。”

在提及此话题之际，华老喝了一口茶，稍作停顿。我担心时间紧迫，略一整理思绪，便紧接着问道：“华老，外界有传闻称，在捉拿‘四人帮’的过程中，王洪文及其警卫曾有过抵抗，这消息是否属实？”

华老闻言，嘴角勾起一抹微笑，“无稽之谈，实无此事。你们对咱们的警卫机制恐怕有所误解。”

华老精神焕发，凝视着毛主席的画像，缓缓道来：“我们的警卫体系，源自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所创立，与西方及非洲国家的总统卫队、副总统卫队截然不同，它们彼此之间并无隶属关系。我国的警卫体系实行统一领导，警卫员职责仅限于保障首长安全，其余一切均需服从警卫局的指挥。若首长之指令与警卫局指示产生冲突，警卫员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。首长外出时，警卫员需每日向警卫局汇报首长的安全状况及行踪。会议期间，警卫员将首长护送至会场，首要之事便是将枪支交予驻会警卫保管，待首长会议结束后，再行领取。”

言及于此，华老轻拍右侧腰部，语气中透露着坚定，“唯有我的警卫才有资格携带武器步入会场。”

华老转向我言道：“你观察过张春桥的警卫员了吗？他根本无法进入会场，一到怀仁堂门口便主动交出武器，所谓的拔枪反抗不过是无稽之谈。王洪文也是如此，当时我与叶帅正坐在一起，我一宣布中央的决策，他便乖乖地被戴上手铐带走。至于抓捕江青，张耀祠同志带领人员至江青住所，要求警卫员交出武器，他们均服从地照做了。若非毛主席创立的制度，要彻底粉碎‘四人帮’恐怕会面临更大的挑战。”

在华老娓娓道来的叙述中，我内心不禁对毛主席的睿智与伟大充满钦佩。趁着华老谈兴正浓，我不失时机地提出疑问：“华老，您在提及粉碎‘四人帮’的过程中，还提到了联系吴德同志，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？”

华老向我透露：“你可能还不知道，那时的吴德不仅身兼政治局委员，还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和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重任。毛主席生前曾下达明确指令，北京军区的部队调动必须由吴德亲自批准。可想而知，没有他的鼎力支持，事情怎能稳妥？至少稳定性无法保证。”华老此时紧握双拳，用力晃动，“唯有如此，局势才能稳定，避免动荡。”

华老接着讲述，“与吴德同志取得联系实属不易。我无法直接拨通电话请他来我的办公室，此举无疑会激起‘四人帮’的猜疑。幸好，在一次讨论毛主席追悼大会准备工作分工的碰头会上，我主动提议，应由我来负责联系北京市的筹备工作。于是，我便自然而然地将吴德同志邀请至我的办公室。我向他透露了我的计划，他慷慨地表示了支持，这让我内心感到无比安心。最终的结果也证明，北京市并未陷入混乱，北京军区同样保持了稳定。”

兴致勃勃，谈锋正健，转瞬已至午正12时。三个话题整整探讨了三个小时，心中忧虑着是否耽误了华老的午膳与休息，遂不得不作别，这成为我平生记忆中最难忘的一次拜访与对谈。